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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经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
一、从“非物质”到“非物质经济”
恩格斯说过，每一次重要的观念革新都必然会伴随有术语的革命。
近年来人文学界最热衷的新术语莫过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在它的背后隐约呈现出一场在全球范围内方兴未艾的知识观的变革运动。这场运动的性质和影响的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需要人文学者给予高度关注。
对于“非物质遗产”这个术语以及相关的“无形遗产”等术语的执着热情，已经充分体现在新老学者在短时期内围绕这些概念撰写出的大量文章之中。此类论文的发表数量正在呈现出与日俱增之势。从目前情况看，如果大家的关注焦点都是变动中的新名词（从“无形文化遗产”，到“口传与非物质遗产”，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词义诠释，而且没有一种更加有效地俯视性的诠释角度和方略，那么或许会有钻入语词概念牛角尖而不自知的可能。笔者希望拓宽视野，从当今世界上非物质经济时代正在取代物质经济时代的重大变革中，还原出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一系列官方话语所由产生的现实语境，从而对这些与时俱进的后现代新观念的理解，提供历史背景的和理论系谱学的关照视野。
首先，20世纪后期勃兴的对文化遗产（包括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的关注，与后现代、后殖民的文化自觉密切相关。诚如全球化理论家罗伯森从社会学立场上所指出的：对文化问题的关注是当代社会学的反身性（reflexivity）增强的一种表现。“成熟的现代性不利于对文化问题的关注，而通常被诊断为后现代性——或者说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则促进了这种关注。”[1]
如果说以后殖民主义批判思潮为基础的后现代社会科学的反身性是催生文化自觉和文化遗产自觉的重要动因，那么“非物质”这样的概念也必须还原到后现代性的语境中去理解。
“非物质”的概念其实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措词之专利，它首先作为后现代的新术语而用在与“文化遗产”无关的另外场合。比如，1985年3月，法国著名的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在巴黎的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发起一次展览会，有意识地命名为“非物质”（Les
Immateriaux）。在利奥塔为此次展览所撰写的构思大纲中，可以找到他对这个新词的理解：
现代性传统中，人与物质的关系已经由笛卡儿的征服和占有自然的规划所固定。一种自由意志把自身的目标强加于特定的自然元素之上，使其脱离自身的自然轨道。
“非物质是否改变了人与物质的关系？——即由现代性传统所固定的关系，由征服和占有自然的笛卡儿的变化规则所固定的关系。……“非物质”对于一个规划来说意指一种不再是实物的物质；对于“人”来说，它揭示了一种可与自身的分解相比较的分解。这些“非物质”大多产生于电脑和电子技术科学，或至少产生于使用电子技术科学之方法的技术。
在利奥塔那里，对现代性的失望与反叛正是后现代价值观登场的前提，这也就是提出“非物质”这个概念的特定语境。他说：
18世纪末，欧洲和美洲以自由和道德启蒙的名义声称把光明、法律和财富传遍人类世界。200年的杀戮以及国内、国际和世界大战之后，我们现在开始为这种傲慢悲悼。至少在背景的布置上，“非物质”远距离地呼应了这一睿智的忧郁。
如此看来，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所创意的这次题名为“非物质”的展览会，其初衷是要唤起人们对现代性危机的警觉和对后现代状况的反思。如何纠正由现代性所塑造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征服与劫取的不正常关系，是利奥塔提出“非物质”这个术语的潜台词。与利奥塔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学者鲍德里亚，也许是迄今为止对后现代的符号经济即非物质经济做出最透彻分析与批判的一位，有人将他奉为后现代主义的教父，盖非偶然。
鲍德里亚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提出了为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改造升级的需要。改造的关键是在已有的政治经济学维度之上，再增加一个文化的和符号学的维度。鲍德里亚的“符号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解当代社会的前所未有特征提供了及时的理论视角：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把人类的多数带入消费社会。消费社会与以往社会的不同特点就是，在传统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外，集中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他提出，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是不同的，前者的关键词是“生产”，而后者的关键词变成了“仿真”。在生产的逻辑支配下，社会组织的最大功效就在于强化物质劳动及其产品本身。在仿真的逻辑支配下，社会组织的性质转向非物质劳动的符号开发层面，也就是今人所说的追求产品文化附加值。鲍德里亚在其早期著作中以非常激进的态度宣告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终结，马克思问题群的终结，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以及现代性本身的终结。取而代之的后现代性则预示了一个仿真的时代到来，围绕着知识增值的社会复制成为取代物质生产的主要力量。“符号和编码繁衍并产生了其他的符号和新的符号机器。技术因此在这个故事中取代了资本，符号制造术（semiurgy），即形象、信息、符号的繁衍遮盖了生产。”在比鲍德里亚年长一代的法国批判性的理论先驱福柯那里，主体已经死亡过一次了。现在，在鲍德里亚所透视的后现代社会中，由于个体逃离“真实的沙漠”，为的是追求超真实的狂热和由电脑、媒介以及技术经验构成的新领域，人们再次看到主体消逝的另一种奇特景观：
后现代世界也是一个超真实（hyperreality）的世界，在其中，娱乐、信息和通信技术所提供的经历比乏味的日常生活景象更紧张，也更诱人。超真实的领域（例如现实的媒介仿真、迪斯尼乐园和其他的娱乐公园、商业区和消费天堂，电视体育运动和其他向着理想世界的旅行）比真实更为真实，凭借着这些，超真实的模型、形象和编码得以控制思想和行为。然而限定本身在这个非线形的世界中也是不确定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中，人们所处的情况是，个体面对着压倒一切的形象、编码和模型的浪潮，它们其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塑造一个个体的思想或行为。
而无论是符号世界的仿真，还是超真实性，它们的价值就在于象征性。符号价值是商品的信息价值，卡尼曼称其为体验效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传统经济学家只承认商品具有二重属性，对以“信息、体验、符号”为特征的这第三重属性，还没足够的认识。虽然商品的象征价值一直存在，但是只是到了当代消费社会中，这种符号价值才被全面开发和无限放大，以此来建构商品差异性并制造需求，在消费者群体之中培育和诱导一种类似宗教迷狂和艺术追星的消费痴迷。消费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单纯的使用被使用的关系，而是增加了情感的、信任的、文化认同的多重内涵。所有这些都是产品的物质元素本身所没有的，是被消费文化打造出来的附加的价值，因而也是非物质的。
同注重生产的物质经济不同，在追求文化附加值的符号经济中，与整体消费行为相联系的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实力，而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各类消费新概念。新的消费概念和消费模式更加关注的是消费现象的表征，而不是某种经济实力背景。所以在当代社会，不是消费决定文化，而是文化引导消费，表象化的消费造就了一种符号化的经济模式。符号文化从多个方面引导消费，比如对特定消费品的概念包装，对消费所需氛围的营造，对消费的意识形态渲染，为消费者树立生活的偶像。文学研究中关于神话原型的知识，成为通向符号经济最便捷的门径。由于神话原型的心理能量被有效的激活开发，符号具有了非同寻常的魔力。符号可以给平淡无奇的商品赋予深厚的意义。形象则被用来重新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符号经济正是利用非物质的文化价值的大开发，实现了由符号向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
如果要追溯鲍德里亚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那么可以说从符号学到符号人类学的整个专业知识领域都是他曾经汲取理论变革灵感的主要源头。他后来回忆自己第一部著作的形成时说：
我的第一本书包含了对作为明显事实、物质、现实和使用价值的客体的评论。在那里，客体被作为符号对待，不过，它依然是饱含意义的符号。在这个评论中，有两种基本的逻辑相互作用：一个是虚幻的逻辑，主要指向心理分析……；另一个是有差异的社会逻辑原理，它是根据社会学来做出区分，而其本身是源于人类学（交往是作为符号、区分、地位和威信的产物）。
鲍德里亚的这个自述清楚地说明了他的符号分析思路是如何从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中脱胎而来的。可以说，正是人类学关注的史前社会中的文化符号现象——图腾、文身、假面、仪式、以及表示社会等级、身份、地位的各种身体装饰技术，成就了同样关注当今社会的消费图腾崇拜现象理论家鲍德里亚，使他从对象的相似类比之中获得超越19世纪单纯政治经济学的充分理论滋养。
也是在80年代末，法国思想家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这篇重要的专论里，将资本的概念一分为三，在经济资本之外，提出并论述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当今社会中的功能及其转换规则问题。他特别提到，与传统所确认的经济资本相比，所谓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可以表现为“非物质的形式”：
事实上，除非人们引进资本的所有形式，而不只是思考被经济理论所承认的那一种形式，不然，是不可能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和作用的。……这种经济理论之所以要改变某些资本的性质，并把它们定义为超功利性的，是因为通过改变性质，绝大多数的物质类型的资本（从一个意义上说是经济的资本类型），都可以表现出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的非物质形式；同样，非物质形式的资本（如文化资本）也可以表现出物质的形式。
非物质形式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又可以从非实物性意义上看成是“象征资本”。[9]
因此也有学者把布迪厄的新资本形态说划分为四大类。
就这样，在社会主导精神变革方面，有利奥塔指出的后现代的非物质观念的兴起；在消费社会席卷当今世界方面，有鲍德里亚分析论述的非物质的符号经济的崛起；在资本形态的变化方面，则有布迪厄所揭示的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作方式与转换可能；这些来自不同领域和不同角度的观察，都不约而同地敏锐把握到新兴的“非物质经济”时代到来的脉搏，昭示出后现代性不同于现代性的一个主要差异层面。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在15年前也非常敏锐地预测到：“当代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一种创造财富的新体系的崛起，这种体系不再是以肌肉（体力）为基础，而是以大脑（脑力）为基础。”
托夫勒还把正在到来的这种变革看成是我们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力量转移。呼吁人们及时调整自己，以便应对这场迅猛异常的文化变迁。在他看来，知识经济的拓展是一种具有爆炸性力量。它使先知先觉的捷足先登者迅速崛起，获得充分的竞争优势，而使后知后觉者陷入被动和过时的、行将被淘汰的境地。它也必然使发展中国家抛弃他们的传统的发展“大烟囱”式的经济战略，转向以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经济方向。
丘吉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带有预见性的话：“未来的帝国是头脑的帝国。”今天这句话已经成为事实。
在他的新词汇库中，所谓“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或者“超符号化经济”，基本上是用作同义词的。从他对“知识”的重新定义中，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知识”这个字眼将具有更广泛的词义。它将包括信息、数据、形象和意象以及态度、价值标准和社会的其他符号化产物。不管这些产物是“真的”，还是“近似的”，或者甚至是“假的”。[12]
在将传统意义上的知识重新与“符号化产物”相认同的这种表述里，不难看出所谓“知识经济”的实质也就可以说是“符号经济”。按照利奥塔的看法，“技术是现代的许多符号之一”
在比托夫勒的书晚10年问世的、更加具有理论体系性的著作《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两位作者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虽然也大力呼吁人们关注当代发生的力量转移——他们称之为“全球权力关系”——的历史性巨变：即从工业经济到符号经济，从帝国主义到帝国，从现代到后现代。但是他们似乎不大情愿使用“知识经济”这样的提法，生怕如此褒义的用语美化了本应该受到批判的对象“帝国”。而是代之以“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和信息经济这样更加时髦的措词，来描述他们所认为的“现代化的终结”现象。
《帝国》不再纠缠于马克思时代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说的历史纷争，而是缩短理论透视的焦距，着眼于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现代性制度建立之前后，即中世纪以来世界先后经历的三种经济形态的范式：第一范式：以农业为经济主体；第二范式：以工业与可持续商品的生产占据经济活动的核心；第三范式，也就是我们目前的范式：以服务、信息、文化产品为经济的核心。[14]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从现代化生产转向后现代非物质经济的过程已经非常明显。
二．作为文化资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经济的大视野给我们重新关照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当下性的语境。非物质经济的最大的优点在于节能和环保。因而与工业化时代的物质经济相比，更加符合人类可持续生存的要求。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不利条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非物质经济，有着特殊的意义。
中国究竟是走做“世界工厂”的现代化道路，还是走文化兴国的后现代化道路？这已经成为国策制定者和高层知识人无法回避的关键性战略选择问题。当许多人还在以彩电、冰箱、电脑和手机的“中国制造”为荣耀之际，当更多的国人还陶醉于人均产值超过一千美元的小康美梦中，我要特意引用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于2005年5月参加巴黎的“中法中小企业合作洽谈会”的讲话，来说明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的战略转型，是多么必要和艰巨的任务：
由于中国制造的产品利润率较低，要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抵一架空客380型。
而外经贸部的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对法国出口约一亿双鞋，而这一亿双鞋挣来的外汇才够换回一架空中客车。中国要成为世界产品的“生产车间”，但是那只是靠死拼低端产品的数量指标——用廉价劳力堆积起来的近乎天文数字的巨大产量，来支撑起进出口上的外贸顺差。如此而已。与跨国公司巨头们掌握的高端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相比，我们这个“生产车间”创造的利润只有1
%到2 %。总体上中国高技术产业所需装备已经形成进口依赖。如光纤制造装备的100%，石油化工装备的80%，都被进口产品占领。“事实上，所谓‘中国制造’，不过是全世界制造业中低端的一环，正在忍受利润一天天趋薄的煎熬，世界制造业真正的主宰仍然是世界上掌握高新技术的的跨国公司。”
中国的老百姓要辛辛苦苦造一亿双鞋或者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中客车飞机。这样的交换背后有多少资源和人力的耗费——从棉花的种植到纺织印染等排污量惊人的产业链，有多少废水废气的排放，又有多少人因为这样带来的污染而患病呢？天文数字的低端产品背后，只能是环境承载力的每况愈下，生存基础的透支。用得不偿失这个成语来概括，再合适不过了。
相比之下，作为非物质经济成功范例的美国影片《星球大战》之一，当初的资金投入是1千万美元，全球票房收入8亿美元。这是什么样的投入产出比？的确是神话般的；而且该影片相关品牌产品的后续销售也高达90亿美元。由这个实例可以看出，发展非物质经济要比争当“世界工厂”高明得多，也实惠得多。非物质的文化创意乃至幻想创作，作为新兴产业，确实可以为拯救地球的自然资源危机而发挥替代性的作用。如果整个世界都自觉地推进从高耗能和耗费资源的第一第二产业向文化产业和服务产业的转型，那么现代性语境下整个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就会得到明显缓解。
2005年5月16日，在世界瞩目的“北京《财富》全球论坛”上，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语惊四座：目前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贸易”逆差高达10－15倍。
中国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的比例目前处于极度失衡的状态，从而造成我们整体生存环境的恶化，生存危机的加剧。在美国，音像制品出口成为第一大出口贸易产品，在日本，文化产业的产值在1993年就超过了汽车工业的产值。在英国，布莱尔首相1997年当选上任的当年就设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由政府最高决策者自上而下地引导和组织英国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几年来每年以15%左右的高成长率迅速发展，成就卓著。自2001年起，文化产业的产值1125亿英镑，已经超过任何制造业对GDP的贡献。
如何变遗产为资本，是面对符号经济崛起的大潮，不得不思考的当务之急。在这方面人文学者既义不容辞，又任重道远。然而，由于教育体制变革的滞后和教学内容的落伍，我们的文科知识分子正面临转型与创新的挑战。传统的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那一套文化价值观，因为受到大大落伍的旧学科界限领地的保护，还牢牢地占据着人们的头脑，严重地阻碍着知识观的变革与知识创新。目前，由于高等教育的大跃进，我们所拥有的文科博士点和博士生的产量已经非常惊人了。可是，这些被现代教育体制耗费大量资源而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头戴西方博士帽的知识精英中，有多少能够适应非物质经济崛起的需要，成为文化发展战略的智囊或者战术的策划者呢？
从全球文明史的大视野看，中国是世界上已经有过的文明古国中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个。数千年的文明本身就应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大文化资本，更何况67个民族（台湾的高山族，如今已经被人类学重新确认为12族）的文化丰富多样性以及长久地和谐共存的非凡经验，应该为未来的世界文化重新整合，以和平共存来消解文明之间的冲突，提供最为宝贵的现实参照与难能可贵的理论开发资源。
三、文化遗产将保护我们
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提升不到珍视生存资源和文化资本的理论自觉高度，仅仅有像对待古董和收藏文物那样的保护意识，是绝对不够的。非物质遗产与物质遗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躺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活生生的文化传承。需要重新启蒙的观念要点是：今天我们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对人类千百万年延续下来的无比珍贵的生存经验的自觉，是对历经沧桑还依然活在民间的文化传统的自觉延续。这样的活生生的当下传统，如民间剪纸、皮影或者傩仪表演，哪怕看上去非常简陋和普通，但也要比只能供后人凭吊的巍峨高耸的大金字塔更加具有文化生命的价值。
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看，67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与存续，将反过来保护我们13亿人的可持续生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们的生存，关键在于如何变文化遗产为文化资本。这里需要的一个环节是从知识到产业的“社会炼金术”。能够发挥这种炼金术作用的人，只能是既有全球文化的战略性大视野和先进理论，又真正掌握本土文化资源的人文学科的专家。被细分的学科眼界所限制的知识单一的专家，如今已经无法适应创新的需求。而知识跨学科的专家又为学院派的现有体制所不容。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严峻而尴尬的现实。它应该引起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层人士的自觉意识，并尽快着手从国家教育体制方面给予解决。可喜的是，从2005年新批准的985二期的知识创新基地的学科设置方面，多少看出一些积极的变化。
事实证明，只有金融资本而缺乏文化资本及其炼金术，是无法同国际文化产业的杰作去竞争的。张艺谋有敏锐的艺术感觉和同样敏锐的市场意识，但是恰恰缺乏的是文化底蕴，所以把一部部万众期待瞩目的新作品搞成了花拳秀腿的大比拼，实在是费力而不讨好。对于他个人来说，也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张艺谋的艺术敏感度也许并不亚于《星球大战》的导演卢卡斯，但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他，在文学素养的先天不足限制了个人的幻想能力。国学方面的欠缺又限制了他开掘利用本土文化资源的能力。所以只能围绕着制片商的巨额资金指挥棒去拼凑作品，以色彩组合和画面的视觉刺激来弥补整体文化含量的匮乏。假如他能够像卢卡斯那样，在创作《星球大战》之前仔细研读神话学家坎贝尔的著作《千面英雄》，并且亲自向这位知识专家请教[19]，那么可以肯定，他的《英雄》就不会如此“气短”，在知识界招来一片抱怨之声了。《星球大战》的经典范例告诉人们：艺术敏感和想象力如果同文化专家的知识相互结合，会催生怎样的“化学”效果。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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